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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武汉人和他们扛起的亿元物资

发布时间:2020-04-14 18:08   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   作者:008

好像只有身处疫区,才突然发现忙碌的、行动的和被需要的价值。很多人连面都没见过,却因为共同的目标,被吸附到这块吸铁石周围。
如今受疫城市正在逐步恢复。回顾一个武汉人60余天的故事,以及一群人全情投入的努力,也许只是看到抗疫历程里一朵微小的浪花,但往往这些细微的地方,正是我们历史让人动容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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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30日,余凯到天河机场接收运抵的援助物资。这一刻就像黑暗里突然投了一束光,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和公司的努力落地了
余凯是在封城的第二天想回武汉的。不久前他们一家人来到西安,准备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度假。但一夜之间事态升级了。余凯坐在酒店的沙发上,不断接到从武汉打来的电话,大多是求救:一位同事为身处百步亭社区的母亲求一张医院床位,电话里她一直哭,“感觉妈妈快不行了”。还有更多电话来自西安本地的不同部门,都在问同一个问题:你们是从武汉来的吗?终于在又一次接到询问电话时,他的妻子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于是余凯退掉了飞往国外的机票,决定返回武汉。
这个决定让他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援助活动,他始料未及。
大年初一中午,总部同事来了电话,说公司已经捐赠3亿元。他是作为腾讯“大楚网”的负责人被拉进一个60多人的群,一进群就看到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正在问投资并购部门,有没有采购医疗物资的渠道?
余凯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6万员工和3亿元物资的湖北总对接人。所有物资都要通过公司在武汉的唯一渠道——大楚网发放湖北各地医院。但作为负责人,他甚至不在武汉。
他先是想坐高铁到长沙,然后找朋友借车开回武汉,但入鄂通道已全部封闭,又听说每天有几趟高铁在武汉经停,就紧急找腾讯总部开了介绍信,上车后列车长也找到他:“我知道你在帮忙捐赠物资,会协助你在武汉下车。”
武汉的高铁站从来没有这么空荡过。他想起十年前,一个刚来武汉的同事感叹,“到现在我才知道武汉是由三个城市组成,一条汉江,一条长江,把这里分成了三个城市。”一直到回家的路上他也有种说不清的感觉,“熟悉的城市里如此空荡,有种穿越的感觉,你又不是出来晃,你知道你是有任务的。”只有亲眼看到,才有了实感,才能明白他认识的武汉人关于这个城市所说的,都是真的。
刚回到家他就发现,住在同一个单元的母亲开始不对劲:怕冷、浑身无力、不想吃东西,没多久,一个舅舅确诊新冠。他一个同事的爷爷90多岁,糖尿病要截肢,但所有医院都没有手术环境了。一个公司供应商的员工是外地人,独居武汉,打来电话说自己发了烧,现在不敢睡觉,怕睡过去就醒不来了。余凯只能安慰她:“你想太多了。”
PART ONE
挫败
所有人都很失望。
如果买了,不被需要,再买就没意义了。
余凯始终记得微信上永无止境的红点。公司里各个事业群都动员起来了,每条医疗物资线索建一个群,群越建越多,一共置顶了100多个。半小时不看就会显示三个红点的省略号,意味着未读消息超过999条。
当时有一条线索说找到了120万件防护服,需要几千万买下来。“大家都很兴奋,从晚上工作到凌晨。”但最后发现这批防护服不仅没有头套,还在仓库里放了10年。
既要担心买不到,又要提防真假,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。被骗的后果不仅限于财务损失,“如果医护人员用了有缺陷的物资感染了怎么办?”麻烦的是,口罩和防护服有各种各样的型号,鉴定是否符合进“红区”的标准,必须有专业人员的协助。
余凯紧急在群里求助,谁可以帮忙做物资的鉴定?幸运的是,前卫生部长陈竺的弟子叶柏新教授看到了,他还找来职业医师王海燕,让余凯他们一有线索,就拍照发在鉴定群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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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叶柏新教授每天只休息两、三小时
大量的时间用来鉴定医疗物资
同时,有投资并购工作经验,承担采买物资任务的腾讯同事湛炜标和身在日本负责打通财务后端、判断交易安全的周昭钦也加入了进来。巧合的是,他们分别与大楚网有某种联系:前者是参与创建大楚网的元老,另一位则是大楚网第一任监事。
即便如此,判断物资真实性仍需大费周章。虽然投资人平日里是“擅长鉴别谎言的专家”,但湛炜标仍然为此大伤脑筋。有一条2500万个口罩的消息,总裁刘炽平尤其兴奋,夜里12点还在催问进度。但湛炜标在有了前两单跳票的经验后有些谨慎,他发现这是一家新注册的公司,一直聊到半夜十二点半,他提议,要不要见面谈一下?
这时对方说话开始躲闪,回复要再去确认。他已经有了判断,这件事大概率不靠谱。但让这个老道的投资人难受的是,即便知道大概率不是,也要投入精力跟进。“一方面不能被别人骗,买错东西怎么办?我们已经简化了很多财务要求,没按照采购流程来。”他说,“另外一方面,又不能错过机会,武汉那么紧张。”
某种程度上,他们对时间的使用已经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。一条线索的中断意味着时间上的浪费,也是肉眼可见的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风险增加。湛炜标说:“当时我痛恨发国难财的人,尤其痛恨他们用虚假的信息耗费时间。”
就这样到了初三,他们差点终止了采购。当天有新闻说物资紧缺已经缓解,他被告知直接捐钱就好了。捐钱确实是风险最低的,既没有采买和分发的压力,也避免可能的麻烦。
所有人都很失望。如果买了,不被需要,再买就没有意义了。买了不发也会被很多人质疑,是不是干脆就只捐钱,这件事就不干了?
PART TWO
“物资黑洞”
现在的武汉上空就像有一个物资黑洞,
来多少都会瞬间被吞噬。
初三下午微信群里安静了一会,采买行动也停止几个小时了。余凯把不缺物资的新闻发给一个副市长,问是不是真的这样。湛炜标则和老板汇报,“我们是不是坚持一下,不行的话自用都可以。”
做鉴定的叶教授发现鉴定的线索越来越少,“他质问我们是不是变慢了,”湛炜标说,“我也很坦白跟他说了情况。”叶教授听了以后很生气,和王海燕一起在群里面发照片:那是两人的医生同事、同学穿着黄色的雨衣和垃圾袋工作的照片,他们说,“一个生殖科,十个人里面感染了六个,现场是特别惨的。”
此时,副市长也给了余凯否定的答案。余凯让大楚同事选了湖北36家医院逐一打电话,有人哭着说一定要买到口罩。
这时湛炜标已经想要骂人了。“我们继续”,他在群里说。后来他有些自豪,“顶住了很多压力,虽然可以说是别人不让我们干,况且干了也是吃力不讨好”。
他定下规矩:不放过一个线索。即使这个线索可能是假的,也要跟进证明这是假的。“我看着一起工作的凯子(余凯),他爸妈都中招了。如果身边人都这样,我也没什么好讲的。被骗了又怎么样?我们还是应该做正确的事。”
虽然困在家中,但余凯的同事加入了很多医生、志愿者所在的群,不断将一线的需求反馈回来。余凯告诉湛炜标,现在的武汉上空就像有一个物资黑洞,来多少都会瞬间被吞噬。
余凯有些懊悔,之前接触过30万个普通外科口罩,最终没有要, “当时觉得必须买能进红区的N95,不然觉得帮不上忙。”余凯一直觉得可惜,“我们的标准太高了,现在武汉那种口罩都没有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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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30日第一批援助物资运抵武汉天河机场
PART THREE
前线
“每个人既是助人者,也是需帮助的人,
都有战胜疫情的共同目标,
就把社会的面具和身份拉下来了。”
一个很难被忽略的事实是,这些人必须反复处理环境带给他们的失败与失落感。这种远超平时经历的失望太多,以至于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:不说自己的事。每天都传来有人去世,朋友感染的消息,充斥在环境里的敏感和脆弱让每个人心照不宣地只聊工作,害怕碰到了某个裂隙,让那个裂隙越来越大。
湛炜标没有告诉余凯,自己因为发烧去了两次医院了,怀疑自己是否感染。余凯也没说,患糖尿病的同事爷爷并没有做成手术,最终去世了。
但所有人都记得只有一次,晚上11点多,余凯突然在群里说,实在受不了了,我要早一点睡。没有人多问,但都萌生出不好的联想,直到第二天早上余凯又开始回消息才松了一口气,就像没发生一样过去了。“那天我以为自己感染了”,余凯说,“好在第二天起来蛮好,也许身体处在一个临界点。”
在武汉,每天都被拉得很长,不停有坏消息传到余凯这里。他知道一个家庭全家人分别进了不同的医院,其中孩子出院时说,帮忙给我妈妈带一个话,告诉她我很好。“但没人敢讲她妈妈已经去世了,甚至到现在她都不知道。”
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武汉人都无法清晰地描绘那种感受,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余凯从未有过这么漫长的封闭生活,起床不梳头不洗脸也不刮胡子,一直忙到晚上。时间过得飞快,“快到你都没时间去感受。”
只有在偶然的、最细小的日常里,人才会稍稍失控。给母亲针灸治疗第4天,他发现父亲也有了同样的症状。“那天心情很不好,医院没床位,又不能为父母扎针疗疾。哪怕住一层楼,每天也只能微信视频。”
但留给这样的时间是短暂的,他每天都在搜寻物资线索、甄别和做决策。他很快发现采购的周期太长了,又给36家医院打电话,询问什么物资是缺乏的,又可以24小时之内抵达一线,在12个小时之内可以分发,分完后又马上就可以用的,答案是成人尿不湿。他赶紧联系了腾讯广告部,找到了快消品客户,“金佰利”马上表示愿意联合捐赠,并临时协调了员工,分别从孝感和上海总部发了4.5万片纸尿裤。
快速分发成为下一个问题。车辆要想在武汉上街,必须搞到通行证,而通行证又不容易拿到。他们便通过同济医院的马丁院士,联系到武汉核酸检测实验室负责人杨帆,辗转将纸尿裤发到了一线。
另一个群里传来酒精告急的消息,有位在法院工作的志愿者——陈宁(化名)多方联系后提供了线索,成都一家叫科隆的公司有大量分装好的酒精。听到消息余凯很兴奋,他和每家医院确认了需求,医生们听到有酒精,“恨不得自己拿桶来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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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有酒精送到,医生们迫不及待地来领取
因为酒精属于危险特殊品运输,陈宁又找了武汉市交通局,去找有资质的公司对接运送。又找应急局开通行证,好不容易在成都找来愿意负责的司机(来武汉送一次货就要被隔离14天),但突然收到噩耗,成都禁止了外运。最后还是科隆公司自己几经周折搞定了这件事。
更让余凯感慨的是,成都女司机不眠不休地开车将酒精送到武汉。准备好的陈宁找来20多个人装卸酒精,他们提前做好了路线功课,分六条线路运送,最迟晚上十点多就把酒精全部送到了各个医院。
“我很佩服她,当时遇到很多不好协调的事情,她还把一个局长大骂了一顿,骂不过瘾又骂了好几个领导,本来这些人都是她很好的朋友。”
余凯觉得,在社会秩序正常的时候,每个人都有身份,有标签,都戴着面具交流。但在特殊阶段,“每个人既是助人者,也是需要帮助的人,都有战胜疫情的共同目标,就把社会的面具和身份拉下来了。”
PART FOUR
一束光
“这些物资就像黑暗里突然投了一束光,
所有人感觉自己和公司的努力落地了。”
过了大年初五,每天都传来更多新消息。一天半夜十二点,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拉了个群,说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找他,询问愿不愿意联合捐赠。余凯和湛炜标、周昭钦都觉得可行:急需的医护物资已经在途,只要掏钱,就能送到一线——这是最快最节省时间的。
1月30日下午,余凯去接收第一批物资。晚上8点飞机落地,看到45000套防护服从货机里徐徐推出,余凯很激动。他现场录了一段视频,发到了公司大群里,群里面立刻就沸腾了。还有部门负责人把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。
当晚工作到凌晨3点多,他发了条朋友圈,写道:没有车辆的机场高速,报备、登记,过公安检查。153个停机位空空荡荡,从上海飞来,运载救命医用防护服的邮政货机缓缓停靠。没有行色匆匆的旅人,亦无寒湿的寄宿病毒。拉开N95口罩,深吸一口郊区的寒冽空气,喉头一甜。“这些物资就像黑暗里突然投了一束光,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和公司的努力落地了。”
湛炜标当时也很激动,但说起来又特别冷静:“的确一张鲜活的照片和一个视频会让人更有感触,确实挺鼓舞大家,虽然遇到了很多坑,但我们最终一单都没被骗,一分钱都没打水漂。”
大年初七又传来好消息,30500套防护服已经落定。这批防护服送到了汉阳五医院,医生们激动坏了,在防护服后面写上了“腾讯加油,武汉加油”。帮忙鉴定物资的王海燕也通过五医院的同学看到了,同学们告诉她:“这是质量特别好的一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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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收到捐助的防护服之后,
汉阳五医院的医护人员忍不住在背上写上了,
“腾讯加油,武汉加油”
PART FIVE
吸铁石
“一旦有了‘发心’,
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冒出来了,都会来帮助你。”
余凯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,他觉得腾讯就像一块吸铁石,很多人连面都没见过,因为共同的目标,被吸附到这块吸铁石周围,“一旦有了‘发心’,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冒出来了,都会来帮助你。”
很多人和事物有着奇妙的缘分。当时最早到达武汉的一批物资是由北美武大校友会筹集的,余凯是在朋友圈里看到过。巧的是,这批物资也是王海燕跟校友推进的,但那时候余凯还不认识她。
另外一个偶然是,余凯通过朋友的关系认识了荆州商会秘书长谭文,两人一同争取将一批医护物资送到疫情严重的荆州。余凯感慨谭文做事高效和充满活力的工作模式。当时共有腾讯捐赠的1万件防护服、1万个防护面罩和50台呼吸机分别送到荆州及县市医院,顺利的话,当晚10点可以到石首市,结果到了凌晨一点半,人还没见到。谭文打电话一问,司机走错了路口摸到湖南去了,被当地村民扣留说是倒卖口罩的,出示提货函也不行,必须要湖北警察出面把他领回去。
没办法,谭文不得不一个电话打给荆州市委书记,终于在凌晨四点把物资救了回来。
2月21日凌晨1点,谭文发微信给余凯:下午去各家医院捐赠,一医院分了一千个防护面罩,全体领导都来接受捐赠,我眼泪都出来了,真是不容易,还不停地问我呼吸机、N95口罩什么时候能到,我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,会变该有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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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抵荆州的物资,让当地医护人员激动不己
好像只有身处疫区,才突然发现忙碌的、行动的和被需要的价值。在生活被中断以后,人们似乎拼命想做点什么,去抵御那种巨大的卷裹式的漂浮感。
余凯的一位邻居在社区做志愿者,有一天跟余凯说,“腾讯干的都是大事,我只能干点小事”。但他每天给封闭小区几百人代购、给社区老人搬运生活物资,“哪里是小事呢?我看他脸都是黑的,他说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
最让余凯难受的,则是帮助运送医用物资的车辆出了波折,有人遭遇不测,连名字都不知道。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,憋了很多天的他大哭了一场。
余凯说,“记忆犹如孤岛,环绕着这些孤岛的是遗忘的海洋。每段历史都有选择性地遗忘了很多线索和人物,线索被简化成线条,参与者被简化为数字,若干则故事变成一个故事。”但是今天,每个武汉人都被迫成为“故事大王”。
PART SIX
平行世界
“我们武汉人经历了委屈、悲伤,
也有让人感激、充满希望的事情,
每天各种情绪交织到一起。”
2月5号,腾讯公司采购部的人接棒,余凯、湛炜标和周昭钦走向后端。那天余凯去给一位病重的书画家送艾条,街头一片空荡,手机里热闹依常。两位同事跟新来的人说:“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开始转接了。”他心里面觉得一场仗打完了。
可是武汉还没有康复,书画家发烧,无法进食,也出不了门,他的女儿下楼把15根艾条拿在手上,分别时问道:“现在医院还能找到床位吗?”
这之后余凯经常出门,有时候是去接收腾讯捐赠的移动CT机,有时候是送视频VIP卡。每天出门,先把衣服全部脱掉,套上长袖外套外裤,戴上口罩。回来的时候,楼下有几棵桂花树,他就捡一小根树枝戳楼门按钮,滴滴滴,最后“滴!”确认呼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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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凯还是会出门,将腾讯视频vip卡或者移动CT机送到医院
十几天前,他听朋友说,不光武汉人在外地受歧视,外地人来武汉也过得不好,很多人睡地下通道。他跑到省博物馆地下通道去看了看,想去送点吃的,“还好,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”
他还看到北京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,但武汉所有门店仍然关着,私家车还都不允许上路,人还在社区里面。“看起来,完全就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。”
好消息也传来了。那位供应商的员工给他打电话:“我已经好啦”,他的父母痊愈,舅舅还在雷神山,但不发烧了。2月26号后武汉的物资相对充足,他去方舱医院送移动CT机的时候,“人们的语言表达比以前轻松多了。”去中南医院的时候发现门诊大厅被改造成仓库,里面堆满像山一样的物资,有医用物资,也有牛肉面。这时候余凯觉得,态势是不是已经相对平缓了。
生活重新找回了它的节奏。出不了门,余凯每天就在家里和孩子吹气球、打气球。外面下着小雨,小区居民也在排队领免费菜,一个人可以领5个土豆或2个包菜。“那里面也有人帮忙代领,其实每个人都在实现自己的价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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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1号,余凯仍在朋友圈里记录着
那天他去武汉人民医院,天很冷,朱院长拽着他,在寒风里不停地讲了半个小时似乎并不紧急的事,“捐的移动CT机应该是放在方舱还是放在常规医院?现在医护人员到底该不该买保险?腾讯基金会给感染医护人员的慰问金,如何确认……”余凯插不上话,静静地听他一个人说。
正因为武汉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,他们似乎永远也说不完。他们碰到人就讲。余凯开车出去,正好有个卖青菜的小摊,他刚拿了两根莴苣,“她就开始不停地讲这个莴苣怎么买的,现在又不让进菜了,我没有说话,她就一个人在不停地讲。”
“我们武汉人经历了委屈、悲伤,也有让人感激、充满希望的事情,每天各种情绪交织到一起。”余凯说,“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,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。”这种情绪是复杂的,这里的每个人都将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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